十年磨一劍，潛心成新史——閆春新博士《魏晉南北朝論語學研討》讀后
作者：宋立林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臘月二旬日庚戌
耶穌2016年1月29日
上個世紀九十年月以來，學術史研討成為學界新的熱點。無論小樹屋宏觀還是微觀、無論視野抑或方式，都獲得了長足的進展，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僅就學術通史而言，舉其年舞蹈教室夜端便有李學勤師長教師主編的《中國學術史》(七教學卷十一冊，至今仍未出齊)、張立文師長教師主編的《中國學術通史》（六卷）、周山師長教師主編的《中國學術思潮》（八卷）、張豈之師長教師主編的《中國思惟學說史》（六卷九冊）、《中國學術思惟編年》（六卷）及梅新林師長教師主編的《中國學術編年》（十二卷）等，足見學術史研討之隆盛氣象。隨著學術史研討之深刻，各種專門學術史也遭到學界重視，紛紛有學者投進到這一研討領域。僅以筆者所從事的儒學及經學研討領域而言，即有上世紀末曲阜師范年夜學姜林祥傳授主編之七卷本《中國儒學史》和早先剛剛問世的北京年夜學湯一介師長教師主編之九卷本《中國儒學史》等及“年齡學史”、“詩經學史”、“尚書學史”、“論語學史”、“孟學史”之類論著。各種斷代的儒學史和經學史也不斷涌現，說明中國學術史研討尤其是經學史研討，開始進進一個深化的階舞蹈場地段。不過，在這教學些斷代經學史研討中教學場地，相對而言，年齡學史（包含公羊學史和左傳學史）、詩經學史的研討，起步較早，結果相對豐碩。而論語學史，則起步較晚，不過，比來幾年涌現出一批論語學史的研討論著，以筆者所曾觀看者而言，可以稱述的有曲阜師范年夜學單承彬傳授《論語源流考述》、聊城年夜學唐明貴傳授的《論語學的構成、發展與中衰——漢魏六朝隋唐論語學研瑜伽教室討》和《論語學史》兩部年夜著、南京曉莊學院宋鋼傳授的《六朝論語學研討》、朱華忠的《清代論語學》、柳宏《清代論語詮釋史論》等，展現了論語學史研討的欣欣向榮之氣象。而比來由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發布的閆春新博士新著，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結項結果的《魏晉南北朝論語學研討》，恰是這一領域出現的新結果，洋洋灑灑，近五十萬字，可圈可點者共享空間多矣。
《論語》一書，瑜伽教室在中國文明中之位置，猶如《圣經》在基督教文明之位置。東漢人趙岐說：“《論語》者，五經之輨轄，六藝之喉衿也。”（趙岐《孟子題辭序》）唐代薛放說：“《論語》者，六經之菁華。”（舞蹈場地《舊唐書•薛放傳》）明儒楊宗吾則云：“六經譬則山海，《論語》其泛海之航，上山之階乎？”（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一十引）宋明儒學推重四書，《論語》的位置及影響逐漸超出并凌駕于五經之上，遭到廣泛重視。如清人李元度云：“《論語》所言之義理，精且萃矣。……《論語》之文，能以數語抵人千百言，如太和元氣。”（李元度《天岳山館文鈔•讀三》）康有為婉言：“蓋千年來，自學子抒發誦讀，至于全國推施奉行，皆以《論語》為儒教大批正統，以代六經。”（《論語注序》）在深受中國文明影響的japan(日本)，甚至有學者將《論語》視為“宇宙第一之書”（伊藤維楨語）。職是之故，歷史上有關《論語》的注解、詮釋、考辨之作，汗牛充棟。可以說，論語學之歷史源遠流長。
盡管論語學史源遠流長，可是“論語學”作為一個學科出現，卻是相當晚近的事。雖然這“論語學”三個字作為一個詞出現早在南宋時期，可是真正被懂得為一門學問，則是在近代以降。有名經學史家周予同師長教師在其《群經概論》中曾有所論列，惜乎語焉不詳。上世紀八十年交流月，杜松柏發表《論語學之構成》（《家教孔孟月刊》第21卷第9期）一文，正式提出了這一范疇的內涵，此后元尚《我國歷史上的論語學》（《光亮日報》2000年2月25日）粗略梳理了論語學之歷史，并進行了年夜致的分期。不過，這些尚難稱得上真正的論語學史。2001年，單承彬出書《論語源流考述》一書，可以視為第一部論語學史專著私密空間。只不過，這部書還僅僅是就先秦至兩漢論語學進行考述。2005年唐明貴的《舞蹈場地論語學的構成、發展與中衰》標志著真正意義的論語學史論著問世。2009年，唐氏在對前書進一個步驟擴充完美基礎上，出書了第一部以“論語學史”定名的著作。在此前后，各種斷代的論語學研討著作，也相繼面世。閆春新博士的這部新著，雖然出書較晚，但其命意、會議室出租研討與撰著卻早得多。春新兄潛心治學，不事浮華，自2001年閆兄在山東年夜學追隨王曉毅師長教師時確定“魏晉論語學研討”的博士論文選題，經2005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立項，再到從游于顏炳罡傳授，在山東年夜學做博士后研討繼續進修，歷經十二載之錘煉，會議室出租這部厚實的高文才得以出書，真正應了前人“十年磨一劍”的教訓，足以窺見春新兄對于此學之熱愛與堅持。此種弘毅之精力，于斯盡顯無遺！
拜讀了這部高文之后，深佩閆兄用功之勤，思慮之深，辨析之精，創獲之年夜，在吾儕之中，甚為難得。其重要創獲及價值，顏炳罡傳授于《序》中已經做了歸納，我覺得可以在其基礎上進一個步驟申說。
第一，研討資料上，擴年夜視野從而極年夜地擴充了魏晉南北朝論語學研討的史料。王靜安師長教師曾提出，古來新學問起，年夜都由于新發現。此說著意凸起了新資料的極端主要性。與傅孟真師長教師所謂“史學便是史料學”的有名理論有異曲教學同工之妙。但是后果正如羅志田師長教師曾經感歎的那樣：學者們汲汲于史料的盡量教學擴充，卻“不看二十四史”這樣一個新史學的詭論和悖論。很明顯，史料的擴充，卻未必完整依賴新發現。若何在既有的傳世文獻中通過認真爬梳，發現新的史料，往往更能彰顯學者之工夫。陳寅恪、陳援庵、錢賓四等史學年夜師無不是運用常見史料做出了衝破性的研討的。本書作者除了對出土資料尤其是對“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郭店楚簡等資料給予充足重視，善加應用外，更留意在史料運用的視野上進行衝破，在浩瀚的史猜中爬梳，諸如詔書、奏章、君臣對策甚至清談等都納進考核視野之中，在資料占有上衝破以往僅僅以注疏為重要資料的局限，從而使得這一研討不僅觸及文本自己，還可以將論語學研討置于當時的政治、社會、文明的年夜佈景下進行考核。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該書附錄的“論語學編年”中所錄資料窺見一斑。
第二，研討內容上，初次周全系統地研討了魏晉南北朝論語學史。眾所周知，論語學史年夜體經歷了先秦《論語》之成書及晚期詮釋、兩漢經學佈景下的論語學、魏晉南北朝玄學佈景下的論語學、宋明理學佈景下家教的論語學及近代論語學等幾個階段，年夜體對應著論語學的萌芽、構成、成熟、興盛、轉型等階段。此中，魏晉南北朝時期是論語學的六朝是論語學的成型和成熟時期，其在論語學史上的位置非常主要，其研討價值與意義，自不待言。就現有論語學研討的結果而言，僅魏晉南北朝的論語學交流研討，在此之前就有唐明貴的《論語學的構成、發展與中衰——漢魏六朝隋唐學研討》和宋鋼的《六朝論語學研討》，看上往這一時期論語學研討很難說是單薄。不過，前書中，魏晉南北朝論語學只占一章，約五分之一的篇幅，並且所論重要集中于《集解》、《義疏》；而后書雖專論六朝論語學，可是其研討對象也重要集中在《集解》及《義疏》等幾部主要著作罷了。可以說，這兩部有關魏晉南北朝論語學研討的著作，都只是勾畫出了這一時期論語學的年夜體面孔，尚不夠周全和系統。閆博士的這部書，則遠較前二書翔實、系統、周全。該書共九章，此中除了第一章“兩漢論語學概要”之外，其他八章及附錄的“魏晉南北朝論語學編年”和兩篇專論所論對象皆為魏晉南北朝論語學。
第三，研討方式上，通過縱橫比較，突顯魏晉南北朝論語學之特征與特點。假如簡單梳理論語學史的發私密空間展脈絡，天然不難。可是那樣卻很難使研討走向深刻。作者雖然著力于魏晉共享會議室南北朝論語學的研討，可是其視野卻相當開闊，尤其是上溯1對1教學舞蹈教室兩漢，下涉隋唐，將魏晉南北朝論語學放置于歷史長河中進行考量，好比，書中將何晏《論語集解》與江熙《論語集解》等進行縱向的比較，使分歧時代的論語學的特點隨即凸顯出來，以何晏《集解》代表漢代訓詁解經之傳統，而江熙《集解》則體現兩晉儒玄兼重的解經特點。這樣做一方面，如顏炳罡傳授所說，可以厘清由漢至魏晉甚至南北朝論語學研討的脈絡，另一方面，還可以發現魏晉南北朝論語學之特征與特點，從而真正推進論語學研討的深刻。除了縱向比較之外，作者還留意進行橫向比較私密空間，好比作者將同為魏晉玄學年夜師的何晏與王弼的論語注進行比較，不僅可以發現其時代的個性，更能彰顯出二者的差異。再好比通過對東晉論語學著作的深刻分析，梳理出以玄解經及其對立面——兩漢經學之流裔這兩年夜門戶，發現了統一時期分歧思潮的對立與沖突在論語學中的體現，這恰是橫向比較的後1對1教學果。
第四，理論創新方面，借用東方詮釋學視域，發掘并提醒出魏晉南北朝時期論語學的詮釋理論及其貢獻。詮釋學在東方已經成為一共享空間個相對成熟的學科，對于文本的深度、多元解讀功不成沒。不過，中國的詮釋學雖然也有長達兩千年的解釋經典的歷史傳統，有很是豐富的解釋經典的文獻資源，但卻未能獲得很好的總結。湯一介師長教師提出“中國解釋學”的命題之后，若何通過發掘和梳理中國現代經典解釋的詮釋理念和原則，總結中國傳統解釋學的成敗得掉，就必須對各種專經的詮釋歷史進行系統研討。論語學史的研討，也必須承擔起這一歷史任務。閆春新博士對此有深深的自覺意識。他通過對漢晉論語學論述的理論分析，提出了“文本意義等待”這一合適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儒道經傳詮釋概念。應該說，這一提法具有很年夜的理論建構價值，尤其是對中國經典詮釋學而言，是有所貢獻的。
當然，該書也存在一些問題。特此提出以就教于作者及讀者。起首，就是語言風格上，尚待繼續凝練。這般篇幅宏大的論著，假如在語言的凝練高低一番工夫，將字數進一個步驟壓縮至三十萬字，其學術價值將會更易為讀者所發現。其次，正如顏炳罡傳授指出的那樣，對論語學的源頭清算尚欠深刻，稍顯單薄，對漢唐論語學對宋明以下論語學之影響亦有待深刻發掘。再次，某些史料的懂得和文本的剖析有待商議。如在歸納和總結或人的論語注特點時，由于現有資料無限，鄙人結論時應該非分特別謹慎，切忌武斷。因為“言有易說無難”！某種現象的出現，既有能夠是史料遺掉的結果，亦有能夠是居心防止注釋重復而刪往，總之無法就此瑜伽教室而謂其疏忽或缺少某舞蹈教室種東西。別的，再如我所關心的王肅論語學部門，作者一方面確定了王肅論語學的貢獻，但又同時對王肅的人格又進行了否認。如作者說，史書中關于王肅“亮直”的評價并不成信，“只是因其做些謹記禮教、諫論時政的概況文章。其實，王肅內心里并不崇奉什么品德，甚至以儒家父慈子孝的品德親情來崩潰敵軍。”（第64-65頁）又說：“王肅絕對沒有漢儒尤其是漢末黨人的那種肩擔道義而邪道直行的品德幻想主義。”（第68頁）這樣的評價，恰是長期以來人們對王肅的偏見所致。儒家有諸多面相，即便孔門之交流中亦呈現出多元格式，既有顏子的品德幻想主義，也有子貢的現實功利主義。很難說，顏子屬于儒家，而子貢就不克不及屬于儒家。同樣，縱使王肅不屬于品德幻想主義者，可是也無妨礙其儒家的成分，更不共享會議室克不及由此詆毀其人格。我曾經感歎，中國學術史上的劉歆、王肅之所以長期得不到承認，一個主要的緣由就是人們將之與王莽、司馬家族捆綁在一路，進行品德的審判。在資料運用上，也有一些可以討論的處所。仍以王肅為例。作者深受歷史上王肅偽造《孔子家語》的謬說的影響，而未能接收關于《孔子家語》研討的前沿結果，在剖析王肅思惟時將《家語》原文作為資料，顯然不當。當然，任何一部著作都會有其缺乏或缺憾，這些都有賴于繼續不斷的打磨。可是瑕不掩瑜，我信任，這部新著的學術價值必將獲得學界的認可。
責任編輯：姚遠
